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高级领导层内部有许多人清楚地意识到，凭借当时日本的国力，完全征服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像石原莞尔、近卫文麿等一批有远见的日本精英，在战争时期纷纷提出了“见好就收”的主张。他们认为，应该通过迫使中国签署某种屈辱性的条约，暂时控制已占领的领土，争取时间，积蓄力量，为未来的谈判做准备。如果日本采纳了这一策略，中日战争的走向恐怕会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截然不同。那么，为什么日本最终放弃了这一审慎的“蚕食战略”，而选择了极为冒险的全面进攻呢？
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首先要归咎于当时国际列强的绥靖政策和纵容态度。在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后，日方最担心的并非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担心列强的干预。通过与中国的接触，日本已经深知国民政府的软弱。因此，最初日本的战争策略是通过不断的军事行动逼迫中国早日达成和平协议，而并非真正要摧毁南京政府。日本当时看待七七事变时，基本上认为这不过是另一起类似于九一八事变的局部冲突。然而，随着战争逐渐失控，历史学者和后人回顾时，才意识到，这一事件实际上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端。
展开剩余83%日本最初的设想并不雄心勃勃。其战略目标是将华北地区转变为“第二个东北”，实行类似伪满洲国的地方自治。然而，对于长江以南的地区，日本则显得较为谨慎。因为南方不仅是中国的经济重心，而且也是列强，特别是英美势力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此时的英国和美国，已将这片区域视为自己的利益区。
然而，1937年8月13日的淞沪抗战爆发，彻底将事态推向了不可控制的局面。这场战斗的爆发，让日本从华北的占领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战略态势。随着华北的沦陷，日军的军事路线被大大拓展。通过津浦线，日军可以迅速向南推进，沿途直指长江和南京。与此同时，日军也可以沿京汉铁路向南推进，分割中国的东西两岸，最终占领武汉和广州。甚至有战略分析认为，若日军继续推进，最终将进入巴蜀地区，切断中国西南的抗战支援线。
为了避免这一切的发生，并争取将迁都重庆的时间，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个关键措施——在上海展开新的战场。通过集结全国军队与日军进行殊死一搏，蒋介石希望以此迫使日本转移主力，减少其对中国其他区域的压力。同时，蒋介石还通过这一战略试图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毕竟上海是列强在中国的根基，而蒋介石的这一手法，意外揭示了列强外强中干的虚弱。
在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曾与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和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会面，严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然而，列强的反应却冷淡至极。英国方面只是简单地口头警告日本，暗示如果不停止侵略，将中止与日本的谈判。而美国则根本不承认中日间的战争状态，甚至还暂停了对中国的军火供应。这种表面上的“中立”，实际上意味着美国仍在为日本提供工业原料，这无疑让日本放下了后顾之忧，能肆无忌惮地继续向中国施压。
然而，尽管列强未对日本施加太大压力，日方仍然不敢过于放松警惕。日军在淞沪会战期间，虽然已取得了某些战果，但双方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外交接触。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甚至主动通过德国驻日本大使迪克逊来调解中日关系。德国与日本是法西斯国家，彼此有天然的联系。然而，由于德国与中国也有一定的外交合作，这次调解未能达成显著成果。
当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条件时，实际上并没有预料到当时中国的抗日情绪已经高涨，民族主义情感已经觉醒。对于国民政府而言，签署任何屈辱性条约都意味着失去民众的支持与合法性。蒋介石在与日本谈判时明确表示，如果同意日本的条件，国民政府将面临舆论的猛烈攻击，彻底丧失政治支持。
虽然日本当时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相比之前签署的“卖国条约”，这些条款实际上显得较为“宽松”。然而，国民政府依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妥协，原因在于民众的抗日情绪已达到沸点。蒋介石的外交空间越来越狭窄，最终，谈判进入僵局。
接下来，蒋介石的战略焦虑与日本的坚定态度交织在一起。12月12日，美国军舰“奔尼号”在南京附近被日本战机击沉，虽然蒋介石看到了这一事件可能给国际局势带来的转机，但美国对日态度的冷漠使得他失望。美国的战略定力足以让日本感受到压力，但并没有立即改变战争局势。日本决定继续推进，最终陷入了自欺欺人的泥潭。战事一度进入长期化阶段，尽管日本努力加快进攻步伐，但它低估了中国持续作战的能力。
随着美国逐步加强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日本的战局逐渐陷入困境。为了延续战争，日本开始转向东南亚，攻击英法荷的殖民地。这一举动终究为日本带来了灾难，美国最终露出了笑容。而日本的战略局面，也因无可避免的错误而进入死胡同。
这场始于华北的局部战争，最终演变为全面侵华的战争，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历史轨迹。而蒋介石与国际列强的博弈，以及日本的错失良机，都为这一战局定下了深远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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